兵家当时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非一般的显学，这个学派在春秋战国那种三天一小仗，五天一大仗的时期并不是一个突出的显学。在全天下都需要军事人才的时候，兵家这个军事理论大学，按现在来说只不过是个二流，三流的大学。这看起来很矛盾，仔细想来却并不矛盾。因为兵法这玩意儿上手容易，变成高手太难，而且可操作性太强，书本基本上是没用的，个人的天资很重要。而且就算你《六韬》《孙子兵法》《太公兵法》都读通了，也不见得你会用兵如神。

　　再者说，兵者，凶器也。是一个关乎存亡的东西，一个国家在战争中稍有不慎，就是灭亡的下场。所以说兵家第一人的孙武在他的《孙子兵法》中开宗明义的一句话便是“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所以，当时的诸侯国在选将之上，都是慎之又慎。我们现在来看春秋战国时期，那些名将比如：孙武，孙膑，吴起，白起，乐毅，李牧，王翦等等这些不世出的名将在当时像不要钱一样扎堆向外冒，留给后世君王无穷的羡慕，嫉妒，恨。可是这些名将同一时期的很少，基本上都是每个人纵横一个时期，绝对没有说是同时期同时存在的。一个名将诞生比一个国家的诞生容易不到哪去，所以国家对这件事是慎重的不得了。战国后期就因为赵国的不慎重，把兵权交给赵括这么一个“新兵蛋子”结果致使长平一战，赵国四十万战力被白起坑杀。四十万，在当时整个中国人口加起来不过千万的情况下，这四十万人就相当于赵国的全部战力和劳动力。一个本来有机会和秦朝比赛统一天下的国家就此没落。

　　虽然，吴起那时候长平之战还没有爆发。但是之前林林总总的国家灭亡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战争成为国家最迫切又最慢的命题，更何况兵家这所大学虽然常年招生，但是培养出的能走上工作岗位的学生却是不定期的，而且兵家这所大学里好的老师不多，如果说名将不世出的话，那么名将的老师基本上就是不代出，几代人里还出不了一个名将的老师，像鬼谷子，黄石公这种名将的老师，太稀少了！鬼谷子，黄石公到最后哪个不是神仙级别不老不死的化身，经常出现在名将发迹前的时空中。兵家的路异常难走，但这难走道路的尽头却是无穷美好的未来，吴起决定和兵家卯上了。

　　路虽然难走，但是吴起还是决定研究兵法。然而要想学习兵家那么以下的几部书是必读，这些书分别为：《黄帝阴符经》《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当然后世还有什么《吴子兵法》，《李卫公问对》《孙膑兵法》等等，不过鉴于《吴子兵法》是吴起所做，而学习兵法时期的吴起只不过是个兵法门外汉，剩下的兵书也都是吴起之后，所以吴起开始能研究的也只有前四本书。

　　先说《黄帝阴符经》，它的完整的篇名是《黄帝阴符经》或《轩辕黄帝阴符经》，亦称《黄帝天机经》。相传此书出自黄帝，即中华始祖，在位任期最久，长达一百年。根据此说，《阴符经》被称为“古今修道第一真经”，共有三四百字，字字珠玑，蕴含中华民族政道、治道、兵道、仙道的智慧思想源流，可谓博大精深。《阴符经》文字简练，词语奇特、气魄宏大，胆略奇伟，言必有据，哲理深邃，理必辩证。通观全文，又连贯一气，书中多隐喻，论述养生、政道、兵略思想时，融合易、老、阴阳、法、兵等诸家思想，是一部独步古今的经典之作。因此，伊尹（辅商灭夏的政治家、军事家）、太公望（辅周灭商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即太公姜尚）、范蠡（战国时越国大夫）、孙子（孙武，春秋时的大军事家、兵法家）、鬼谷子（纵横家鼻祖，是苏秦、张仪、孙膑、庞涓四人的老师）、张良（刘邦的军师，黄石公的弟子）以及诸葛亮、李筌、朱熹等人曾先后为《阴符经》作注。朱熹更赞其“非深于道者不能作”。

　　这是兵家的入门兵书，虽然只有三四百字，却是微言大义，和老子五千言的《道德经》很有一拼。这本书给初学兵法的人看只是让其先明白什么是将兵之道，真正打仗的方法先看《阴符经》是看不出来的，需要再去看两本兵书《六韬》以及《三略》。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旧题周初太公望（即吕尚、姜子牙）所著，普遍认为是后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现在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此书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兵家类中不见著录，但在“道家”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儒家类著录有《国史六》“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字与韬同也。”《隋书?经籍志》明确记载：“《太公六韬》五卷，周文王师姜望撰。”但从南宋开始，《六韬》一直被怀疑为伪书，特别是清代，更被确定为伪书。然而，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中，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就有《六韬》的五十多枚，这就证明《六韬》至少在西汉时已广泛流传了，对它的怀疑与否定也不攻自破了。

　　《六韬》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是兵家权谋类的始祖。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六韬》在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

　　而六韬共分为以下六韬：文韬——论治国用人的韬略；武韬——讲用兵的韬略；龙韬——论军事组织；虎韬——论战争环境以及武器与布阵；豹韬——论战术；犬韬——论军队的指挥训练。

　　《六韬》一书，在军事方面，主张“伐乱禁暴”，“上战无与战”，强调“知彼知己”，“密察敌人之机”，“形人而我无形”，“先见弱于敌”。要求战争指导者“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机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战略战术。它认为作战中最重要的是奇正变化，“不能分移，不可语奇”。对于攻城，它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围困打援，迫敌投降。它重视地形、天候对战术的影响。总结了步、车、骑兵种各自的战法及诸兵种的协同战术。它重视部队的编制和装备，详细记述了古代指挥机关的人员组成和各自的职责，提出了因士兵之所长分别进行编队的原则。它认为“凡三军有大事，莫不习用器械”，详细记述了古代武器装备的形制和战斗性能。重视军中秘密通讯，记述了古代军中秘密通信的方式方法。它还重视将帅的修养和选拔，认为“社稷安危，一在将军”要求将帅不仅要谙熟战略战术、知进退攻守、出奇制胜的谋略，而且要懂得治乱兴衰之道，要能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并提出了考察将帅的八条方法，即所谓“八徵”。在军事哲理方面，《六韬》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它一方面反对巫祝卜筮迷信活动，把它列为必须禁止的“七害”之一，另一方面又主张用天命鬼神去迷惑敌人。它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初步认识到了矛盾的对立和转化，提出了“板反其常”的重要辩证法思想，是对古代辩证法思想的重要贡献。它的许多军事思想都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的，如“夫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太强必折，太张必缺”，“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等等。

　　在这里有一点需要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兵书，兵法多是一个人的见解，所以里面有很多内容并不能让大家信服，尤其是作者本身并不知名，又没有什么著名的战役，那么他所写的兵书，就很容易被人当做“纸上谈兵”。所以像这些兵书大多都假托一个前世著名的人物所作，这样大家很容易相信书中所载的内容，并以此作为自己行军打仗的指南，这些甘愿舍弃姓名的兵法大家值得我们这些后辈为其浮一大白。还有要说明的一点就是，这里的假托与明清之时写小说的文人用假名作文是不同的，明清之时由于元朝所定的“巫、娼、大神、梆、剃头、吹手、戏子、街、卖糖”九流，在街上讲演小说，变文的艺人属于“戏子”“街”这一行列，为其写文之人更是被视为不入流的文人，所以明清写小说之人多不用真名。这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先前那些甘愿舍弃姓名而伪托上古圣贤所作的士人与后世逼于无奈才托假名的文人之间是不相同。当然在先秦有三个人所写兵书，光明正大的属着自己的姓名，这三个人就是孙武、吴起、孙膑，因为这三人领军打仗未尝一败。

　　不过现在的吴起还没有达到后来在魏国时的辉煌，现在的他只有在青灯下苦读别人的兵书。但是是金子总会发光，即使是天才在困厄之际，吴起在研读《六韬》的时候，总是为《六韬》中的真知灼见所打动，《六韬》的内容也在不知不觉地融合在吴起的心中，成为吴起日后行军打仗，决胜庙堂的重要宝物。

　　可以说吴起日后在魏国、楚国的变法，很大的程度上采纳了《六韬》等兵书中对于国家治理的办法。在两千年前那个“千载未遇的变局”中，先秦的那些士人们心中包含的是天下，就算是只讲行军打仗的兵书，那些忧患的士人们也将他们对治理天下的思想囊括在这薄薄的兵法之中。而且《六韬》中有一点至关重要。可以说正是因为它，才开启了法家“法、术、势”的先河，因为《六韬》中包含着一种思想，一种思维，这种思维正是对周天子式微，诸侯叛乱的呐喊。因为在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诸国混战是因为周天子统御不力所造成的。所以《六韬》中包含最深的思想就是——权谋论，这影响了吴起的一生。

　　《六韬》一开头就说：“夫鱼食其饵，乃牵于缗，人食其禄，乃服于君。故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文师》）这就是说，国君统治百姓，就要像渔人钓鱼，以钓饵来诱使人们上钩，听从驱使。权谋可以表现在多方面：第一，“予之为取”。就是欲将取之，必先与之。《文师》说：“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