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后的吴起，首先选择去鲁国投师子夏。其中原因很简单，就是儒家当时为显学，吴起认为学习儒学可以尽快地出人头地。

　　由于当时子夏已经七十多岁，不能亲自教授学生，所以吴起和他的一个卫国老乡只是子夏的挂名学生。他们的真正老师其实是子夏的一个学生，不过这个学生的来头可不得了，是曾子曾参的儿子曾申。而吴起的这名老乡正是日后鼎鼎大名的法家前期第一人——李悝。

　　曾申小的时候被爸爸带到街上玩。他小啊，不懂事，就哭闹。他爸爸说：“孩子不要闹，回家杀猪给你看着玩儿。”

　　回家来，曾爸爸卷起袖子就磨匕首。曾妈妈说：“开玩笑啊你！你跟孩子开玩笑也当真啊！我这可爱的猪，还没发育成熟呢，你就要杀啊！”

　　曾爸爸说：“小孩儿是不可以跟他开玩笑的。”说完就一棍子撂倒，把猪捅了。小孩儿曾申在旁边拍着手叫，这个曾爸爸也就是“吾日三省吾身”的曾参先生。曾爸爸主张孝道，曾妈妈给曾爸爸的老妈蒸梨子没有蒸熟，曾老妈妈吃坏了肚子，曾参气坏了，就把老婆休了，因为老婆不孝！这也是儒家经典里的一段“美谈”。不过，我们先不要嘲笑这些古人的迂腐，曾爸爸、吴起之徒，嘴上喊什么，实际中就怎么做，言行绝对一致，从不自欺欺人，我管这叫做坚持原则——坚持自己为自己所设定并公之于众的原则，奉行自己所笃信的主张。这种精神，正是一些后来者所最缺乏的。后来的中国人变得处世圆滑：嘴上一套，行为是另一套。知识分子们嘴上喊着高调，但所喊的东西，自己却根本不信，只是为了糊弄上边或者应付主流儒家思想而喊（否则就没法混下去了！），实际上并不真的那样行动。大家你蒙着我，我蒙着你，私底下掩嘴偷着笑，实际上谁也不真的照喊得那样而做。这岂不是中国人的悲哀，变成一个撒谎的民族。但这主要是因专制制度所逼，不能单怪后来人不争气，骨头变软。春秋战国时代，天下裂变，虽然也有君主，但都是层层封建，互相独立，还没有弄出皇帝那般极端专制的体系。所以，曾爸爸、吴起这样有个性、不自欺、奉行个人所倡导的原则的人，就格外的多，使得那个时代显得无限美好。后来有了皇帝，从管理体系到意识形态都极端一统，知识分子依附皇帝去当官，被皇帝调教得服服贴贴的，失去经济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慢慢磨去从前的可贵秉性而变成皇帝的精神附庸，只好陪着皇帝唱唱高调了。

　　由这么一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基本精神“信”，这是儒家最重要的，也是最初始的东西。所以曾子才会有“吾一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通过这样的修身，才可以达到齐家，等治家成功后才可以说可以去治国，将国家治理好后，你才能去平天下，而这些东西的一个核心就是“仁”。有“仁”你才可以对朋友“信”对君王“忠”对父母“孝”对亲人兄弟“友”。

　　作为孔子死后，对孔子思想继承与传播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曾子，对这些更是有着深刻的见解。也可以说吴起当时追随曾子的儿子曾申学习儒学，是最为正宗的儒学。当时的儒学最重要的思想还是其政治观。

　　儒家的政治观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孔子以政治为轴心，以伦理道德为本位，来构筑其“仁”学体系的。孔门弟子概莫能外。但也必须看到，即使同一学派，不仅在性格、经历上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就是在思想上也有一定的差异性。曾参为孔子的后进弟子，入学时间上的延误，鲁钝的天资，在其思想成熟的时间上落后于其他弟子，但另一方面，又具有更深邃、更有耐力的特点。特别是孔子去世后，曾参独立生活实践的几十年间慢慢消化夫子教诲，结合自己的经验所得，对孔子学说的某些方面有了更进一步的推演。

　　第一，不苟同权贵的君子品格

　　《韩诗外传》卷一记，曾参为养活父母仕于莒，曾当过“得粟三秉”的官职。虽有从政经历，但综观其一生，仍然是一个孔子式的知识分子形象。其根源在于他那尽守礼约、躬守孝道、不苟同权贵的思想品格。他曾声言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

　　这种“以仁为己任”“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大丈夫气概，实际上并不亚于日后的孟子，甚至从这一点看，似乎可以预示孟子精神的出现。以这种精神气概为向导，便使人很难想象他会持有做官从政、苟合政治权势的贪婪要求。与《庄子?让王》篇中所述见义忘利，安贫乐道的形象是一致的：“曾子居卫，温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曳纵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声。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在“志”与“道”面前，形、利、心皆可忘记，政权官位又算得了什么呢？《说苑?立节》载：“曾子敝衣以耕，鲁君使人往致邑焉。”曾参辞而不受。为什么呢？他说：“臣闻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纵君有赐，不我骄也，我能勿畏乎？”显然，他在与政治权势的交往中保持着无私无畏、议而不从的态度。难怪《韩诗外传》说曾参五十岁时，“齐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皆不应命。”甚至对现实政治进行无情的揭露与鞭挞，孟氏使阳肤为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论语?子张》）“上失其道”，可以说是曾参对现实政治形势总的批评性的看法。在当时“礼崩乐坏”的形势面前，曾参的态度是“天下有道，则君子欣然以交同；天下无道，则衡言不革；诸侯不听，则不干其士；听而不贤，则不践其朝”（《大戴礼记?解诂》）。不屈从、不苟合、刚直不阿清醒处世的君子品格——这基本上可以说是原始儒家对待政治权势的正面态度与做人的基本原则。虽然不必一定卷入现实政治的漩涡，但一定清醒地保留着对专制政权的批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