柿子点亮一树。

　　妈妈坐在小凳上，捡韭菜、剥豆。她的蓝花围裙、皱纹和笑容，很旧，但很熟，像一块补丁妥贴地补在家门口。

　　小的时候，妈妈坐的那把小板凳是我的脚。它可以帮我拿到大人故意放在高处的好东西——一把豆种，一把剪刀或一瓶雪花膏……天知道我靠它得到了多少令自己胸口小鹿乱撞的快乐。当然，还有与之配套的父母在我脑门上演习的“一指暴力”。

　　山里的穷孩子没有布娃娃，更不知道还有电动玩具，偶尔见到一辆“军吉普”，回家告诉爸妈：“一个布和铁皮做的小房子，会着地爬，爬得比小燕家的狗还快。”

　　那时，小板凳就是集我三千狂想于一身的替身；它是小娃娃，睡在我背上；它是小滑车，滑翔在豆子铺了一地的晒坪上；它是玩具兵，替我在电影场上占地站岗；它是我的小嫁妆，一根竹竿串了，搁在小伙伴们的窄肩上，满村地吹吹打打。

　　那时候爸妈在生产队里忙，很少有机会让我赖在膝上，我的童年几乎是在小板凳上长大的。它就像我一母所生的姊妹，陪我玩。

　　可惜的是，小板凳不会开口，当我在黑黑的门口慌慌地等妈妈收工回来煮饭，泪流在它的脸上，除了陪我湿，它不会别的安慰。

　　有时不小心，把头磕在板凳上，当额就亮一大包，痛得我恨不得把板凳丢到山那边去。但不出三分钟，我又会乖乖地将它捡回来，擦干净，抱在怀里——因为我知道，它和我一样孤单。

　　山里孩子难得到城里玩，关于高房子、奶油蛋糕的概念都来自大人的闲谈。

　　听得馋了，就要去缠妈妈。妈比着手说：“等你再长一个板凳那么高了，就可以看见城边那根大烟囱了，你就可以上学，妈就带你进城去买书包。”我就只好一遍遍地咽着口水等。等急了就站在板凳上，拼命踮脚，向着那大烟囱、那城里的方向。

　　后来进城买书包了，进城读书了，进城工作了，便不再需要小板凳垫脚、作伴了。

　　小板凳一直和妈妈住在小村。

　　妈妈坐着它剥玉米、串辣椒、洗衣服，那么依赖，像我的童年。

　　小板凳头上的那棵柿子树，快长到天那么高了，小板凳却在不易察觉地变矮。

　　妈妈的头发在柿红的秋天，一丝丝慢镜头般渗过来雪样的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