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尚行业中，薇薇安毫无疑问是真正体验过贫困的少数人之一。全家人都非常支持她，也有一些积蓄，但是薇薇安坚持自己带孩子，并坚持自己的选择。这也就意味着，在短时间内，她必须接受住在常年刮风的普利斯坦丁的大篷车里。她把本从学校接了出来，决定靠家庭津贴（每周6英镑，加上在市场里找到的食物）度日，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养育孩子。这是薇薇安的一个很显著的性格特点。她后来之所以能勇敢无畏，不在乎批评和商业成败，或许这是一个关键因素。薇薇安从极其贫困的环境中走出来，实现自给自足——并养成了富于创造力和积极的心态。“我只能尽最大努力。”正如她所说，“有时候，你能说和能做的事情就只有这一点……记得乔就是扶着大篷车的侧面学会走路的……”

那座公园靠近普利斯坦丁附近的农场，可以俯瞰迪伊河口，甚是荒凉。本还记得，即使对于一个七岁小男孩来说，那个大篷车也嫌小，且没有自来水和独立卧室。但是对于他来说，那里就像吉普赛马车一样神奇，是母亲亲自书写和策划的一次冒险。作为注册教师，薇薇安有权让本不去上学，母子三人就住在一起。薇薇安偶尔会心血来潮，带着乔和本去野外散步，到田地里采摘野果和蔬菜。“记得有一次我过生日，外婆多拉送来一个蛋糕，”本回忆道，“那简直是最让人激动的时刻了。妈妈吃了大半部分，但是我并不介意。我必须说明，她从来都没有让我们感觉到生活艰苦。我一直都知道，和妈妈在一起的生活总是那么有趣。”虽然在经济上很拮据，也不知道大篷车的生活会持续多久，但是乡村生活让薇薇安感到释然，而且有时还让她能够更好地思考。她读哈代的小说，做编织活儿，有那么多的时间能和儿子们待在一起，这是任何工作或普通生活都无法做到的。有两次，她还邀请马尔科姆到北威尔士来探望他们，一起讨论将来。

当薇薇安在大篷车以单亲妈妈的身份辛苦度日的时候，马尔科姆却瞒着她结婚了。据他后来解释，那只是一个签证骗局，是为了帮一个想留在英国的同学的忙，后者只付了他很少的一笔钱——只有三十英镑，刚好是他拍摄电影《牛津街》所需要的资金。“我并不为此感到烦恼。”薇薇安说，“我们都是摒弃传统的人，况且我自己都不确定是否还相信他。”表面看来，他心里似乎想向薇薇安再次证明，自己对家庭生活所怀抱的复杂情绪。虽然当年晚些时候，他和薇薇安重新在一起了，但他坚持跟朋友说，自己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乔：“那样乔就不会成长在一种狭隘的、工人阶级的环境下，就像当初薇薇安的童年一样。”薇薇安接受了马尔科姆的邀请搬回伦敦，住在位于克拉珀姆的卡文迪什路（Cavendish Road）的一个小起居室里，后来又搬到了南克拉珀姆，住在罗斯家附近的一个艺术风格的公寓里，由马尔科姆作担保。1969年的早春，薇薇安、乔、本与马尔科姆一起搬到了南丁格尔巷的瑟雷庭园10号。他们在那里一直住到了近几年。至今，庭院还写着她的名字，保留着她和马尔科姆装修的模样。南丁格尔巷的家庭氛围逐渐成了一种交换筹码，薇薇安用这种传统的同居关系来交换她认为能从马尔科姆身上学到的东西。她说：“有一段时间，我们其实过得相当开心。”薇薇安重返教职，为这间双卧公寓支付每周三英镑十先令的房租，生活依然过得十分拮据。政治思想激进的马尔科姆希望将两个孩子送去寄宿学校。有了过去那次失败婚姻的经验，再加上出自本能的坚决与忠诚，薇薇安希望这一次的感情能有好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发展算是不错。双方亲戚时不时都会帮忙，罗斯就住在街角，多拉和戈登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每年都会接他们去过夏天。在这里绿砖装饰的小厨房中，薇薇安已经慢慢成了健康素食的制作高手——但孩子们并不喜欢。马尔科姆总是时隐时现。他们的儿子乔现在已经成了时尚界的重要角色，他解释道：“多年以来，马尔科姆都想为自己找借口，解释自己当初为什么会是一个那样不称职的爸爸。而我觉得，他从不曾认真想过要当我的爸爸。对于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有很多想法，但那其中没有我，也从来都没有我的母亲。我认为主要是与他的童年经历有关。现在我已经明白了。他一直在试着接受自己混乱的童年，他搞砸了很多事情，而且最终也没有成功。”

也许最具感情杀伤力的事情，就是马尔科姆对宏大理想的追求。在他眼中，这些目标要比做父母、做伴侣重要得多。薇薇安给了他绝对的自由，并给了他恒久不变的爱和信念，因此最终取代了他与祖母之间的依赖关系。但此举的代价是，本和乔对这位父亲或继父的态度明显有所迟疑。薇薇安本人也付出了代价。正如她一再经历的那样，她所得到的是一份有条件的爱，建立在相同的兴趣和创造力的基础之上，而且需要她有超然的能力，一直付出，不求回报。

马尔科姆对家庭生活的态度变幻莫测，他的存在也使人不得安宁。“马尔科姆总是忍不住要争吵，”薇薇安说，“总是感觉到他很讨厌我，想要伤害我。”他在艺术学校的朋友，罗宾·斯科特，杰米·里德和福瑞德·维莫雷，也会断断续续地去瑟雷庭园小住，使原本就不安宁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本不像他热情洋溢的弟弟，生性温和害羞。他回忆起那些激烈的争吵，说：“我那时候很害怕马尔科姆，这是理所当然的。他脾气不好，所以你总是要小心翼翼。他打过我好几次。马尔科姆似乎总会突然爆发，他就是那样的性格。所以回想起来，就算他哪天离开我的生活，我也完全不会担心。如果哪天他和妈妈分手，我也丝毫不会在意。”

“我和乔经常听到他们吵架，有时在瑟雷庭园的走廊上下，有时在我们的卧室外面。乔和我本来已经睡了，但是好几次都在晚上11点的时候醒来，虽然有音乐声，但往往还是能听到他们说话的内容。记得有一天晚上他们吵起来，然后妈妈说：‘我要走了，我要离开你。’听到她走向前门的声音，我在想，如果她真的走了，我肯定会跳下床去追她。但是我听到马尔科姆突然冷静下来，追了上去：‘不要走，不要离开我，薇薇安。’接着是一阵停顿，之后我听到他说：‘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所以妈妈再一次留了下来。‘我永远都不会离开我的孩子们，永远都不会。’薇薇安说。”

争吵中的夫妻总能找到一些能让他们共存的安全地带，一些爱的火花，让他们走到一起的浪漫记忆，不会引发争议的共同兴趣，或者怀有持续创造的希望。对于薇薇安和马尔科姆来说，抛开平日的争吵外，幸好还有服装。在服装和时尚方面，他们找到了一座能共同创作的安全岛屿。每到周六，孩子们都不在的时候，他们就会一起走在英王道上，在新开的精品店里进进出出。那时店铺已经开始将伦敦的时尚中心向西迁移。“我很喜欢‘自由先生’的天鹅绒服饰，也喜欢搭配有珍珠的海军造型。马尔科姆则会系针织领带、穿维耶勒法兰绒衬衫和灯芯绒裤子，看上去像一个时髦的艺术系学生。”有了马尔科姆的鼓励，薇薇安开始进行时尚试验。她剪短并漂白了自己的头发，相对于当时流行的蓬松造型，她觉得自己的样子更有型。这可能是薇薇安为新兴的青春崇拜风潮送上的第一个礼物，后来大卫·鲍伊（David Bowie，英国音乐人）也模仿了这个造型。“我敢肯定（他）是从薇薇安那学的。”造型专家西蒙·巴克说，“因为在大卫·鲍伊推出《基吉星团》专辑的一整年之前，薇薇安就是这个造型了……后来发型师就称之为‘政变野人’。”

虽然很少一起出现在南丁格尔巷上，可他们在当时就已经是十分醒目的一对了——红发的马尔科姆、与拥有激进穿衣品位和夸张发型的布里克斯顿小学老师。“所有的人都认识他们，你不可能不认识。”曾经生活在当地的居民路易·麦克马纳斯（Louie Mcmanu）回忆说，“她看上去美极了。”

“你必须知道，”吉恩·克莱尔告诉我，“薇薇安是那么迷人，她的态度、肢体语言和造型，美到让你窒息。”随着家庭生活一次次的崩溃，薇薇安学到了重要一课——因为吉恩·克莱尔后来曾和薇薇安一起住过一小段时间，所以他也有所了解。马尔科姆的确教会了她一些技巧：服装可以带给人自信。虽然个人生活不断变化，但薇薇安从大胆穿衣的行为中找到了力量。

“如果穿得耀眼，你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薇薇安的这句话经常被引用，或许在其中能找到她持续探索的原因。我们都可以成为过去和未来的人质：艺术家经常会追求理想中“最好的自我”，或者如同薇薇安所说的“更好的世界”，以便于忘却过去所进行的妥协。一段爱情或许不能够激发薇薇安的全部创作潜能，以及改变她对世界的想法。但是，她将自己的积极性、创造力和爱都投进了时尚中。分析师经常指出，过去的枷锁会一直影响到现在。传记作者也经常会想这个问题。但即便身处当下，未来也是充满活力、富有分量的，对薇薇安来说尤其如此；未来具有积极作用，也同样具有破坏性。我相信，对于薇薇安来说，未来总会比当下更加富有活力。这对于身为艺术家和活动家的她而言，像是一种恩赐，但对于私人生活来说，却类似于一种诅咒。未来是她正在创造的东西，但反过来也造就了她。无论对于从前，还是现在，“未来”始终是塑造着她的梦幻之地，为她提供了逃避的空间和解决方案。薇薇安与马尔科姆在一起的日子，既是福祉，也是诅咒。从60年代到70年代，她和马尔科姆的关系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随着英国经济的每况愈下，薇薇安又想到了在市场上摆货摊的主意。不过不是像之前一样自己卖珠宝，这次她和马尔科姆打算一起卖老唱片。

“事情就是这么开始的。”薇薇安回忆道，“我们从卖衣服做起，先是从布里克斯顿市集批发来50年代风格的衣服，不过当时正值痞子时尚卷土重来，尤其是在主教门的黑乌鸦酒吧附近十分流行。马尔科姆也开始收集老的摇滚乐唱片，还有一些纪念品。我们认为这些东西都会有市场。长相酷似詹姆斯·迪恩的帕特里克·凯西，穿的都是50年代风格的衣服。记得有个地方叫怀俄明州皇帝。各种风向都汇聚到一起。但是我们想要的就是有个货摊卖唱片而已——而且在那个时候，我真的想回到大学。”取而代之的是，薇薇安在黑暗中迈出了影响她一生的一步。那是她最重要的决定。在布里克斯顿斯坦利大街小学的最后一次人员分配中，她提交了辞职信。与此同时，马尔科姆也终于离开了艺术学校。薇薇安从最后一笔工资中拿出一部分，购买了一台胜家牌缝纫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