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莽败亡。新朝地皇四年（23年）七月，大经学家刘歆因兵变事情败露而自杀。他是新朝的国师，号嘉新公。

刘歆，字子骏，西汉末年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他是沛人（今江苏沛县），西汉皇族，汉代古文经学的开创者，中国经学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曾与父亲刘向同校皇家藏书，后来子承父业，汇集六艺群书，分类撰为《七略》。这是中国第一部图书目录著作，在学术史上有很高的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启发

汉代经学就是儒学汉代化。从学术传统上，汉代经学又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是可以追溯明晰传承脉络，文字用汉代隶书抄写，经本得到朝廷认可，并且得立学官的经学流派。古文经学则是传承脉络不清晰，经本或藏于秘府，或流行民间，未得立学官的经学流派。到西汉后期，经学已成为利禄之途。为争立学官，获得正统地位，古文经学多次抗争。王莽、刘歆是古文经学的坚定支持者。王莽代汉，建立新朝后，古文经学才得以立博士，挤进官学体系。

一般看来，刘歆倾心古文经，是因为他自小跟随父亲刘向整理校对皇家藏书，接触到大量未能流行而且也没有立于官学的经本。他深深感受到这些经本“好恶与圣人同”。王莽倾心古文经，或许是因为他希望古文经可以为他的皇帝梦提供理论支撑。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王莽和刘歆这两个有远大理想的人，也会把自己的理想添加到古文经学之中，作为一生追求的目标。他们对西汉末年混乱的社会秩序、残破的国家制度失望了，厌恶今文经糅杂百家和对政治的妥协。于是他们以古文经学为基础，规划了理想的政治蓝图。刘歆是设计师，王莽是实践者。

刘歆的死，对王莽打击巨大，因为两人有几十年情谊。此时的王莽“军师外破，大臣内叛，左右无所信”，从此终日借酒浇愁，几乎不吃东西，读书累了，就靠几案而睡。

改革集团内部分裂，加速了新莽政权的灭亡。这时，各地农民纷纷起义，逐渐形成赤眉及绿林两股势力最强的义军。新朝地皇四年（23年），王莽在长安南郊举行哭天大典，希望得到上帝的佑护。也就在这一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混乱中为商人杜吴所杀，王莽的首级，悬于宛市之中，数十个军士争相分裂了王莽的尸体。

新朝灭亡后，王莽的头颅被后来历代皇室所收藏，直到晋惠帝元康五年（295 年），洛阳武库遭大火，遂被焚毁。

理想主义改制的失败。王莽死了，经学家的理想从巅峰坠落，他们的政治实践也戛然而止。

一个王朝如一个人的生命，诞生以后，终会有寿终正寝那一天。西汉王朝即是如此。与西汉相比，王莽的新朝一世而亡，可谓是早夭。今天我们探讨王莽的失败原因，也许会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对王莽的失败，史书上的评论大体相同，一般都归结为改制无方、食古不化、人心思汉等。然而若综合分析，应该说，王莽失败的原因是多重的。

就客观原因来说，王莽的失败是一种必然。西汉末年人口自然增长加速，带来了大量社会剩余劳动力，改变了农民与土地的依附关系。结果是流民数量暴涨，社会生产生活秩序被严重破坏。以前，在解释王朝兴废原因时，我们过多强调阶层的对立与矛盾，其实，在耕地面积基本固定，生产方式无革命性改变的情况下，人口激增是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承受之重。

此外，自然灾害也加速了王莽的失败。黄河在历史上一共有九次大改道，第一次是在春秋时期，第二次就是王莽新朝的始建国三年（11年）。黄河在魏郡，即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决口改道。

黄河决口成灾，在汉代并不少见，但这次决口形成了改道，显示出这场水灾的严重，而更严重的是，在人口极为稠密的关东地区，大量耕地被毁。这给了王莽政权最致命的一击。

祸不单行，与水灾相伴又有旱、蝗、瘟疫等灾害。新莽朝的农民起义，大多集中在黄泛区，自然灾害愈重的年份，起义的声浪也愈高。

就主观原因来说，王莽代汉而立，其实是以王莽为中心的儒生集团的一场政治实践。作为儒生，王莽有与传统文人相同的性格缺陷。

其一，习惯把理想当作现实。班固说“莽诵六艺，以文奸言”, 这句话的意思是，王莽诵读六经，借以包装自己的谬论。班固的评说是不对的。王莽不过是把梦当成真而已，所以他的改革措施只看到改革社会的必要性，没有顾及社会现实的可能性，所以，好梦难以成真。

其二，做事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王莽的改制多朝令夕改，遇到困难时，缺乏坚定的信念和百折不挠的勇气。地皇三年（22年），各地农民相继起义，“天下溃畔，事穷计迫”，王莽于是彻底废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筦之禁，即位以来不便于民的诏令也都废除，可事未及行，而舂陵兵起，新朝灭亡。因为“口惠而实不至”，所以“怨灾及其人”。

其三，过于相信自己，而疑心过重。在王莽代汉的过程中，刘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王莽做了皇帝后，便对刘歆有了防范，弃之不用。弃用刘歆，昭示着汉末儒生集团的分裂。与秦始皇一样，王莽是一个勤勉的皇帝，但事必躬亲，很难容人、任人，也许过于勤勉，不善于用人，便很难做一个好皇帝。

就改革本身来说，通过对其具体政策措施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问题。

首先，改革的蓝图就有很大问题，改革的目的和手段相互抵牾，难以统一。汉代经学比较注重社会秩序，对国家与制度则重视不足。这一倾向在古文经学中的表现更为明显，王莽恰恰是古文经学的巨擘。所以王莽改制的顶层设计，其根本目的是社会的整合，不是国家建设。可是，事实上，整合混乱的社会秩序，必须以完善国家制度作为起点。

王莽的“王田制”，将全国土地国有化，按井田制重新分配。其意在于消除土地兼并，使耕者有其田，重建经济秩序，本意是善良的，但这一善良政策注定会失败。原因很清楚，西汉末年，大土地所有者基本是身份性地主，作为官僚，他们充斥于各级政府之中，是土地国有化的最大受害者，所以，这一措施必然引发官僚集团集体反弹。结果，王莽既没有能力兑现耕者有其田的承诺，又触犯了官僚集团的特权利益，损害了自己的政权基础。

王莽禁止奴婢买卖，立意是要扼制奴婢数量的扩大，倡导平等，重建和谐社会秩序。但这项措施却上下不得人心。禁止奴婢买卖，必然危及官僚、豪强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无路可走的平民断绝了一条卖身为奴的生路。

王莽的“五均六筦”政策，从内容看，如果能够施行，可以得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由于缺乏官僚集团的支持，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这样，反而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集团。

王莽的改革过急过速，一有想法，便要全国推行。为了保证改制落实，还辅助以严刑酷法。这种不经过试验，不顾各地具体情况的改革，结果往往是朝令夕改，引发更多的社会混乱，改革的结果与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

此外，新莽时期，还多次发动与周边民族的战争，这些战争，没有起到用外部民族矛盾缓解国内社会矛盾的作用，反而因强征暴敛，更加激化了国内矛盾。

我们不能同意班固等旧的史学家对王莽的定论，同样我们也不同意胡适的说法，王莽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主义者”。胡适错了，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是有理想的人，但是有理想的人并不都是社会主义者。

王莽改制失败了，王莽死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在实践中失败了。但是，我们应该肯定，王莽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应占有一定的地位，我们还可以从斑驳的历史记忆中，从儒家恢宏的理想和怯懦的实践中，得到一些经验、一些教训。

两汉经学

十三经，是儒家的十三部经典著作，涵盖了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现存于北京孔庙与国子监的夹道内的十三经刻石碑有一百八十九块，包含着《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经文。刻石成于清乾隆年间，故又称“乾隆石经”，是当时朝廷提供的科举考试的标准文本。“乾隆石经”碑文书法遒劲，是清代书法家蒋衡历时十二年才完成的作品。

在中国历史上，将儒家经典刻在石碑上是一种传统，最早从汉朝开始，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汉石经”的经文是历代朝廷选士的必读文本。勒石刻经、树碑垂范，拥有无可比拟的、尊崇的政治地位。

匹夫而为万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孔子从平民到“素王”，从生前颠簸流离，到身后万众敬仰，这一切都要从石经说起，从两汉说起，从经学说起，从儒学蜕变成经学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