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来，潘振承大为高兴。早在1742年，潘振承就向清政府请

旨开设同文行，算较早的一批行商。十五年后，财富之门大开，乾隆

帝一道圣旨，广州这片弹丸之地成了名副其实的“黄金口岸”。

这一年，伍国莹二十六岁，仍在同文行做账房先生。每日算盘珠噼啪作响，银钱流进流出，账目分毫不差。大好机遇摆在眼前，很多薄有资产的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伍国莹却只顾埋头做账，十分本分，这也是潘振承当初看中他的地方。其实，伍国莹的本分也在情理之中：他没有足够的资本，想开设洋行，除非有人出资扶持。再则，对当时的形势和政策，伍国莹更多是持观望的态度。

世道难测，政令多变，谁知道以后会怎样呢？伍国莹对外界形势并非一无所知，英国东印度公司一再希望打开中国国门，清政府却下令关闭通商口岸。眼看一偌大的市场，还未来得及开拓，忽然被加了把锁，洋人怎会轻易善罢甘休？

175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果断采取行动，派洪仁辉到宁波试航。洪仁辉由广州出发时，担心地方官员知道此事后会从中阻挠，便谎称回国，实际却驾船直奔宁波。洪仁辉虽布署周密，仍然没有逃过清朝官员的耳目，船刚行至定海海域，便被清军水师拦截。

洪仁辉见无法驶入宁波，便执行东印度公司的指示，直接驾船到天津告状。洪仁辉控告的是粤海关官员。自古民告官都很难胜诉，何况是在当时并不受欢迎和待见的洋人？单是将一纸诉状递到乾隆面前，就有相当的难度。洪仁辉费尽周折，花大价钱买通直隶总督，才将诉状转呈乾隆帝御览。

在诉状中，洪仁辉控告粤海关官员贪污腐化，刁难外商，并希望清帝国的外贸制度能有所改观。在西方人眼中，乾隆帝是开明的君主。英国东印度公司以为，广州港口税则不明及一系列苛刻刁难之事，都是地方官员从中作梗，若设法让乾隆帝知道，现状一定能有所改观。

不想乾隆帝已坚定“一口通商”的决心，看过洪仁辉的诉状后，龙颜大怒，认为洪仁辉别有用心，意在试探宁波等港口是否还可进行贸易，“外借呈递之名，阴为试探之计”，试探不成，便诬告地方官员，不仅破坏大清法度，且有辱天朝尊严。因洪仁辉的特殊身份，乾隆帝虽震怒，也不好按大清律例严厉惩治，只关了他一阵子，便驱逐出境。此后，洋商彻底断绝了北上的念头，“一口通商”的格局最终形成。

“洪仁辉事件”发生不久后的一天，于同文行账房内，伍国莹正埋首在一大堆账目中，一名小伙计进来添水，走到案前。“伍先生，您忙着呐？”小伙计约摸十四五岁，很机灵，话也

特别多。伍国莹含糊地应了一声。“伍先生，您猜我之前回家探亲看见什么了？”小伙计见伍国

莹对自己不感兴趣，便卖了个关子。“看见什么了？”伍国莹顺着他的话问道。“我看见杀人了。”小伙计压低了声音，一脸神秘。伍国莹抬头瞟他一眼，随即摇摇头，继续做账。“唉，您还不信？我跟您说，是真的，就在宣武门外的菜市

口。”小伙计滔滔不绝地说开了，“当时好多人围观呢，‘咔嚓’一声，就见血喷出来，地都染红了一片，脑袋滚了几米远，被刽子手捡起来，挂在街中的木桩子上示众，说什么‘为夷人谋唆’……”

“此人可是叫刘亚匾？”听完最后一句，伍国莹抬头问道。“对对，就是这个名字，您也知道？”小伙计十分惊讶。“还不是因为‘一口通商’。”伍国莹答非所问地感慨道，低头继续看账目。

伍国莹知道这事并不稀奇，于“以官制商”的清帝国，为商者自然时刻关注官场动态、政令法规。潘家往来的除了洋商，就是其他商行老板以及当地政府官员，伍国莹对此事也略有耳闻。被处死示众的刘亚匾，正是替洪仁辉写诉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