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敬畏权力的国度，无论什么事，权力一说话，咱们小百姓立刻俯首帖耳，连个屁也不敢放。所以找工作、办执照、打官司诸如此类的事情非找“门子”不可。“门子”者，权力之谓也。一件事情，对于寻常百姓，如同滔天大祸，但是，权力一句话，如同一阵狂风，将漫天乌云一下子吹散，不由人不五内俱热，感激涕零。旧中国的官场，有所谓“请托”之说，其实就是找有权的人从中说话。

事情发生在1927年，距今已有八十多年。钱基博先生（钱锺书的父亲）时任南京东南大学国文系主任，梅光迪任文学院院长。国文系要重新改组，各方面推荐教授、副教授的信件已成堆。梅先生让钱先生起草国文系教师的聘任条件。这天，梅光迪领来一位先生见钱先生，他介绍说：“这是支伟成先生，蒋总司令介绍给张校长的！”

一句话，我们便可知这支先生的来头了。一是由当时中国最高统帅介绍给校长，又由文学院院长亲自带来，安能不任用此人为教授也？这支先生果然取出蒋中正的亲笔信给钱先生看。不料钱先生说：“总司令给校长的信，我不敢看！不过我觉得总司令可以委任一军长、师长，而没有资格聘用一教员，因为这不在他职权以内，并且教员需要哪一种人和哪一种知识，做总司令的人，他不会了解。”

支先生大窘，又取出段祺瑞、孙传芳的两封信。原来这支先生也非等闲之辈，他撰写的《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寄给那两位大人物，段、孙二人来信称赞他。他想拿这两封信使钱先生惮服，不料钱先生却说：“大著读过，极佩宏通，不过因着段祺瑞、孙传芳的话，价值却减低了！从前孔子作《春秋》，没有听到送给季孙、陈恒（鲁国的权贵）看，得到恭维。”支先生怫然而怒，追问道：“国文系能否聘我为教授？”钱先生说：“正在拟订聘用条例，如果先生符合条件，即使没有总司令的信也会被聘用，如果不符合条件，有总司令的信也难以从命。”支先生遂大怒而去。后来，钱基博先生终因人事上的掣肘，留下一信，不当这国文系主任，提着皮箱走人了。

这件往事，让人慨叹久之。不巴结权贵，看重读书人的操守，像钱先生这样的人如今还有吗？文人写了一本书，屁颠屁颠地送给权贵，如果得到赏识，立刻拿来炫耀，这不是常见的吗？堂堂总司令，既可任命军长、师长，推荐人做个教授，算得了什么！从孔夫子那里开始，中国古时的文人历来看重操守，明末的阮大铖、钱谦益因为品行有亏，被人骂了几百年。可是如今，讲操守的文化人有几个？像钱基博这样的前辈大约会被视为傻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