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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了，已进入６０岁的古稀之年，终于想到应该把自己的人生阅历记录下来，留给子孙，看晚辈们能否得到借鉴；其次，趁着自己脑子还清醒，书写一点旧事，多一份甜蜜或者痛苦的回忆，都属于幸福，也好警醒自己的暮年。
有人说，大凡打拼的人，都有一个解不开的情结。而这个解不开的情结，犹如一根理也不理开、剪也剪不断的丝线，以至于在休闲下来的时候，不管他曾经高官几许，厚禄几何，也不管他在何方，身的何处，都要不停地回首，不时地眷顾。而这种回首，这种眷顾，很大程度上，是对逝去岁月的回忆，是对逝去岁月的重新认识与反思。
再则，由于鄙人乃庶民百姓，往事多系区区所为，即使记录下来，也不致于遗害他人，更谈不上危及社会的，最多只能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
我以为，自己的一生仅仅反映一个出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经历过中华民国至新中国改朝换代的自然人，我的社会政治生活的轨迹，兴许可以透过这段历史对那个时代窥见一斑。
我所写的文字，虽然不去登大雅之堂，但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必须尊重事实，还原历史，发自内心。为此，鼓起勇气，欣然命笔。
１９４６年５月７日（阴历三月二十六日）。在锦州市的庙宇里诞生了一个男孩。我哭着来到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不知道是否可以走完人生的全程，老天爷会保佑我吗？
我哭着，喊着，可妈妈和我周围的人，笑着迎来了一个受苦受难的人。
当时，我父亲正在读大学，所以给我起名为《李锦师》。因为爸爸念得是师范大学。
我家的籍贯是：辽宁省锦县龙王庙村。祖爷爷是当地的大户，有土地一百八十亩。在我父亲三岁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留给爸爸六十亩地。我奶奶带着父亲进城读书，把六十亩地租给本家兄弟李老宅耕种。奶奶和父亲靠出租六十亩地生活。父亲在农村没有任何房产，大牲畜……，我不知道，甚至连口井都没有。所以，他在农村的亲戚也很少来往。
我的二爷分到了９０亩土地，在农村他吃、喝、嫖、赌、抽，样样齐全。因此，到１９４８年东北土改时，他已经成为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定性为贫农，是共产党依靠的对象。二爷的儿子——我的大爷，因为买了他二十亩地，被定性为中农，共产党团结的对象，所以，二爷的大孙子和二孙子，解放后，都参加了解放军，入了共产党。转业以后，大孙子当上了锦州市公安局分局局长，二孙子当上了锦州市环卫局党委书记。所以，李家的后代有地主，也有贫，下中农。
爸爸一直在城里读书，所以家乡在土改时没给定成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造反派给父亲定成分为“逃亡地主”。
李老宅租用我家的土地，自己也有土地耕种，所以定成分为“富农”。
父亲１３岁的时候，家里的奶奶在农村给订过一房媳妇，大我父亲７岁。因为父亲是读书人，极力的反抗这门婚姻，后来离了婚。
在２０岁便与母亲结婚，是自由恋爱，母亲是满族人，也是大学生。因此，我有半个满族的血统。
奶奶在父母亲结婚后半年就逝世了。在我一岁多时，我父母亲带着刚出生的大弟弟到北京找工作，把我留给了姥姥和姥爷辅养。这一分手整整八年，在我的记忆里，曾经去过一次到北京看望父母亲。
到１９５６年，我和姥姥，姥爷到张家口与父母亲团聚。姥姥和姥爷就我母亲一个独生女。这时候，已经又有了妹妹李平，因为她是在北京出生的。第二年小弟弟李洪也降落了人间。八口人就住在宣化大道铁路仓库院内的一间库房里。李洪就是在仓库里出生的，它的准确地点就是现在交通局大楼的位置。
这时候，我们兄妹四人的名子较乱。我叫李锦师，大兄弟叫李锦生，妹妹叫李平，小兄弟叫李洪。父亲统一了我们的姓名：李泛、李浪、李萍、李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因为毛泽东给红卫兵小将宋彬彬的姓名改为宋要武。大兄弟李浪为了迎合毛泽东思想的潮流，未经过父亲的同意，将自己的姓名改为了李继峰，其含量就是继承雷锋。这样，也容易与其地主的父亲划清界线。
１９４８年解放战争打到锦州市，我已经三岁多了。还能清楚的记忆，在炮声枪声中，我和姥姥、姥爷钻进防空洞里又哭又闹，姥爷冒着枪林弹雨出去找食物吃，回到防空洞后，拣了许多子弹壳给我玩。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因为还小，改朝换代的事，我很模糊，没有什么记忆。
在我住的大院里，住着很多和尚，为什么院子里没有庙神，也没有念经的声音，大概是和尚居住的地方。建国在撑权以后，这些和尚就跑的无影无踪了。
我小的时候，身体非常不好，时常闹病，总是头疼和肚痛。而且，每晚睡觉都尿坑，一直尿到１３岁小学六年级才改掉了这个坏毛病。尿坑后早晨起来，也知道害臊，把划地图的地方用被子盖起来。甚至有时候，一夜就往褥子上尿两次以上。挪开尿窝接着睡。早晨，姥姥叠被子的时候，发现整个褥子没有干得地方，就连枕头都能尿湿了。地图压地图，全世界的地区也看不清了。“半夜煮沸三江水，清晨玉被一国家”那时候，为什么没人发明“尿不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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