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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梳理发现，2008年以来引起舆论关注的52起官员免职案例，40名因突发事件被免职的官员中，半数复出。例如“三鹿毒奶粉”中被免职的3名石家庄市领导均已复出，2008年“4·28”胶济铁路特别重大交通事故、2010年“11·15”上海胶州路大火等，也都发生了免职官员“集体”复出现象。 因突发事件被免职的官员为何会复出？归纳起来不外乎两方面因素。一者，组织上还是很认可这些官员，虽然某个时候犯了错，但并不能否定他们的全部，不能让其“荒废于田野”。二者，“心有不甘”的免职官员，千方百计削尖了脑袋再次往里面挤，加上任职期间留下的官场人脉资源，弄个一官半职不成问题。 不管组织认可也好，还是个人积极也罢，突发事件出现后或复出前，按理说涉事官员们都应有一道心理关。比如“三鹿毒奶粉”事件中，被免职的3名市领导的心底该如何看待此事？在数万婴幼儿入院治疗、多名婴幼儿死亡的残酷现实面前，可否有丝毫羞愧感而让自己抬不起头？还有没有“脸面”继续在官场上混下去？ 看看也受中华文化影响的韩国。韩国“第一号国宝”崇礼门被纵火焚毁后，文化财厅厅长主动请辞。更具有对比性的是：因女儿被外交通商部以特聘形式录取，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柳明桓直接辞职；而在我们身边，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幅景象：陕西一副县长让儿子“吃空饷”，被举报后平调邻县，继续当副县长。 此时此刻，我们无心欣赏韩国官员的政治荣誉感有多强、“自我修养”有多高，只是好奇，同样的甚至更严重的事件发生在身边之后，我们的官员“自我修养”为何会如此无底线？每年都有类似突发事件出现，为何却鲜见官员主动辞职？我们官员的政治荣誉感都去哪儿了？ 窃以为，之所以有如此“自我修养”，一方面是因为问责力度不足，很多情况下不会导致政治生命出现“严重后果”，“干耗着”也比“一走了之”强；另一方面是舆论监督权“威力”仍显不足，群众可以高度关注、甚至义愤填膺，但有关部门却也可以不当回事，靠群众监督来制约官员权力为时尚远。 人们对免职官员复出事件的关注，也算是对政治文明建设的一种参与。但关注还远远不够，不仅还需要包括问责体系在内的制度等外部“硬件”更新换代，更需要官员们思想觉悟“软件”的提档升级。而如果不懂自省、自责，没有源于其中的耻辱感，所谓的政治文明也就不可能实现。(文依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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