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震灾的第三个全国哀悼日，我去给学生讲课。虽然课名是“现代西方哲学”，但是在起立默哀之后，强忍着泪水，话题还是禁不住谈到了灾难之后的思考。课后，一个学生，也是我的诗人朋友紫光凝说，他在钻研易学，就诚惶诚恐地为国运卜了一卦，占得一个“复”。他问我这是不是学易学“贼”了？这个卦占得有效吗？如何解释这个卦与时下忧难的关系？我颇感惊讶，不过没时间仔细思考，只是觉得一个青年，在国家罹难的时候通过占卦表达他的忧思，无论如何是不能归作易教之失于贼的。

　　回家的路上，看着地铁电视上持续不断的救灾场面，突然想起予沉兄为抗震救灾写的帖子，其中有一句话我把它做到了道里书院论坛哀悼版的题头图片上：“一阳来复而万方多难，光明在前却忧患重重。但，仆而复起，愈挫愈奋，这是中华的命运，‘即便充满了无尽的艰辛与悲怆’。”面对切实的救灾行动，予沉兄的这句话与紫光凝占得的“复”卦突然联系到一起，给予我一个全新的视角，帮我学会如何来看待最近发生的事情，理解他们，学习他们，向着行动，向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高高在上的启蒙主义精英啊，现在是人民在用切实的行动来教 “哲学”思考：面对突发的巨大灾难，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拿什么来应对？当巨大的灾难来临，当神话般的孤立个体不堪一击、无力自救的时候，国家和社会用什么来凝聚人心、组织救援？道德？伦理？意识形态？但这次灾难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后“价值真空”、“物欲膨胀”、“个人主义盛行”方兴未艾的时代，我们可用的人心资源、伦理资源、话语资源似乎早已消耗殆尽。我们拿什么来对付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

　　然而，这次事件教育我们看到：人心依然是仁通的，社会依然是在场的，精神依然是坚强的。这是否提示我们：必须重新考察90年代后中国社会道德教育的实际后果、社会风尚的实际情形？这是否意味着：在一个虽然意识形态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仍然隐含地传承了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因素，平时隐而不显、流于形式，但在危难时刻却骤然展现出来，迸发出惊人力量？或者，是不是在意识形态化的道德教育之外，在民风民俗中，在家庭教育中，在师生的课外接触中，在网络的自由教育中，仍然保留着许多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平时日用而不知、习焉而不察，危难之时却突然绽现，如天地之昭彰，如日月之光华？

　　在一个不再调动意识形态话语动员的时代，当人民自发地展现这片土地上历史悠久的美好品德的时候，当“个人”无能自救而人民无需精英的启蒙拯救而竟能相救的时候，个别精英仍然不忘冷嘲热讽的“哲学”，但更多的精英失语了：他们在学习，他们在反思。他们在想：先前那种基于社会表层观察的、出于道德优越感的“社会评论”、“文化批评”是否显得过于“学院气”了，过于尖锐而苍白了，缺少了大地的深沉，丧失了哀悼和赞美的能力？

　　他们观察到：所有那些“高级的”知识和信仰，无论自由主义、基督教、佛教，还是官方意识形态话语，在这次灾难中似乎都没有成为人们舍身忘死、救死扶伤的主要精神资源，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所体现出来的“恩义”、“帮扶”传统，“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所体现出来的“一体同仁、万民同悲”传统，“地震无情人有情”所体现出来的“人间情义”传统，“全国哀悼日” 所体现出来的“祭礼”、“慎终追远”传统，“是人民养活你们，你们看着办”所体现出来的“民本”、“仁者之兵”传统，“中国人是压不垮的”所体现出来的 “多难兴邦”传统，凡此种种，似乎都在告诉我们：虽然经历过百余年的文化浩劫，虽然经历过五花八门的新潮异说、应接不暇的理论主义、铺天盖地的“现代西方哲学”，但中国人民仍然深深地扎根在他自己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这个土壤是如此深厚而坚韧，以至于无论当这个民族面临多么巨大的地震，无论地质意义上的地震，还是政治、历史、文化意义上的地震，只要还有这片土壤支撑在脚下，就永远还有搭建帐篷的地方。

　　《易》“复”震下坤上，是深深地埋在大地深处的震动之象。震动的原由乃是起因于“剥”尽之后的一阳来复。是的，这个民族的文化确实已经剥尽了，无可再剥了，就像反复余震之后再也不能掉落任何东西的坍然废墟。当曾经的财富在灾难中成为致命的落体，当所有这些落体都已尘埃落定，化为废墟，这个时候如果还剩下什么珍贵的东西，那便是废墟下的余生。抗震救灾就是要从废墟中救出余生：他们虽然被压在重重阴爻之下（那重重阴爻是他们曾经的财富，如今却成为致命的压迫），但他们注定是重新开端的一线生机。作为一阳来复的劫后余生，他们是重建家园的希望。于是，我似乎开始领悟到“复”卦之于这次抗震救灾的启示，那便是去抢救这个文化的劫后余生：他们还被深深地埋困在那由曾经的财富剥落而成的废墟之下，但已经在悄然预备重新的开端。

　　写完文章，天已大亮。打开网络，发现有些网站已经渐次恢复彩色。这才意识到，昨天，也就是第三个全国哀悼日，原来是最后一个哀悼日。而新的一天已经开始。


　　戊子年四月十八日（2008年5月22日），汶川震后十日，柯如之谨记。